“说实话，当你把所有的、小到一个螺丝的零件成本都抠出来，掰开揉碎了计算后，他们能把跑步机卖出那样的价格，从极端主义的成本控制的角度，有时也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办工厂、做买卖、小本起家，首先需要的不就是精于算计吗?”

　　在我看来，赵之富说的都是实诚话。

　　吃晚饭闲聊时，赵之富“冷幽默式”地告诉我，最近听到很多做健身器材的朋友的抱怨，说现在不管在各种涉及健身器材类别展会的现场，总是能看到很多竞争品牌互相具有针对性的低价“爆款”，“本应取悦大众的这个行业，已经因为残酷的、敢于喊出更低折扣的价格竞争，变得越来越不可爱了。”

　　在浙江永康地区的家用健身器材没有崛起前，在3年前的传统商业世界里，“宁县制造”曾经一度成为渴望在中国广袤的200个地级市、区，2200个县城中低端商用市场上“分一杯羹”的本土品牌们集体的“眼中钉”、“肉中刺”——宁县当时几乎就要成为全国最大的廉价健身器材的产销基地，它代表了中国健身器材制造业特别隐秘的一个秘密：在中国的一些局部区域，形成了像血管一样的产业布局。

　　在中国体育用品制造行业里，有很多地区和城市，县城和乡镇街道，像宁津县这样的，上百个配套厂为当年在这上百个企业中涌现出来的、少数几个全国驰名的品牌做产品上下游零件的配套，形成了一个做健身器材上下游各种零部件的关系，成为生产基地和集群地——这样，一方面降低了制造业的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了制造配套的优势和区域制造业的成熟度。

　　这也是为何东南亚制造无法取代中国制造、成为世界工厂的秘密——即便过去五年，中国制造业的人口、土地、税收、环境等方面成本低廉的生产模式，如今这些成本优势逐一丧失。研究中国制造成功的本质，其实是产业分工的成果。

　　“为什么核心业务里，依然没有家用部分?不去布局未来可能无比庞大的全民健身市场吗?”我和赵之富的话题突然又转移到战略问题上来。

　　“家用做起来太辛苦了，要盯住从工厂到销售渠道、从传播通路到销售端的所有细节，要进行每一个细小流程的优化和成本控制，才能精打细算出空间。这方面，齐鲁大地的产业上下游分工和配套的优势，显然不如江浙地区。”赵之富说，商用健身器材行业则属于以销定产，必须先拿到客户订单才能生产，没有大量库存的压力，为此，他可以把最优秀的人才放在一线——这样的观点，就有其父很深的烙印，“同时，用户需求却日益碎片化、个性化，企业的竞争力不得不回到洞察用户需求和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的能力上。这也就要求企业重建与用户之间的供需关系，企业必须从传统的大规模制造向大规模定制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