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文化差异与主体认知：体教融合不可逾越的鸿沟

编者按：“体教融合”成为当下体育学研究的热词，也是体育过程中的智慧实践——体育是人的成长方式。体育教育以往形成的“育体”“育人”的二分理念，终于有了一次整合的政策环境与思想环境，这是两极互冲的手段性与目的性的统合。体育是学校教育的一门课程，其教育性是不可取代的。以动作技术传授为特征的运动学习，以身体为基本的认知工具和认知对象，与概念认知和形象认知为一体构成完整的人的认知体系；动作技术作为操作性知识的内生性，决定了运动技艺没有人际间转移的直接性，运动技艺的成长依赖于生命史过程。体育作为教育的形式，在身体游戏中形成的谋略、诡道等临场智慧，表明体育不光进行着身体运动，更进行着智力运动，这应该是体教融合理念的思想内核。

 

 

 

文化差异与主体认知：体教融合不可逾越的鸿沟

 

20世纪60年代，为大力发展竞技体育，我国提出了“业余体校—省市专业队—国家队”独立运作、教体分离、自成体系的运动员培养体系；20世纪80年代，为解决运动员因受教育不足等所带来的问题，我国提出了“体教结合”。“体教结合”虽然衍生出多种模式，缓解了一些矛盾的激化，但并没改变竞技体育游离于体育大系统及整个教育环境之外的现状。为促进运动员的综合全面发展，同时也为推动青少年的体育教育，“体教融合”被提出并得到深入探讨。通过知网以“体教融合”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可以发现，目前关于“体教融合”的研究多聚焦于其理论、方法、现状和实现路径等分析，即思考聚焦于体教形式上的融合，而缺乏对其文化根源的反思。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了不同主体的选择方式，由文化而衍生出的制度、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进行着约束。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差异直接影响了体教在中国的融合。西方体育教育在设立之初便已将重点集中于“育人”，即认为体育是人格养成的教育形式；而我国体育教育在儒释道等文化中被边缘化为礼教的教化工具，侧重于“育体”，即认为体育功用为强身健体。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民众对体育的价值认知得到了不断提升，但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体教融合的复杂性，若不能正视文化差异、从根源思考导致主体认知差异的原因便很容易导致体教融合的形似而神非。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体教融合进行探讨，理性看待因文化、制度差异而导致的体教差异，避免体教融合的形式化、理想化，对产生体教融合鸿沟的原因进行分析，同时尝试探索适合我国的体教融合可实现路径。

 

 

1 文化原点差异促使对身体活动的主体认知产生人文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分异

 

1.1 中西文化对于身体认知的“心性思维”与“身体思维”背后是“情感”与“理性”的分异

　　

人类的身体活动、技艺水平随着生存水平的提升被不断丰富、完善，并逐渐衍生出满足人类需要的集娱乐、技艺、健身等为一体的体育。然而因对身体的认知不同，导致身体在中西文化中呈现出不同的价值意义和行为表达方式。“行为取决于人们不同的观念和态度——即文化，也就是人们长期以来生活其中的社会和（或）养育他们成长的特定社会群体所形成的文化”（戴维·英格利斯,2010）。“天人合一”“身心一如”的身心观在中国文化早期便已形成，“抱朴守真”“知行合一”的观念自古便深入人心，以“情感”为链接核心的“心性思维”成为中国人的惯习。丰富的自然资源与优越的地理条件孕育了中国古代社会以农耕为主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靠自然、顺应自然成为中国文化的思想核心。相对封闭的生存和文化氛围养成了中国人浓烈的家族观、群体观，避免向外冲突、强调“心性思维”成为社会稳固的重要手段。“心性思维”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也不断影响着中国传统武术。“身心一体”“内外相合”的武学思想贯彻于中国武术的创拳和发展的思想脉络之中，它关注习武者的一招一式，通过一招一式的演练来体悟技法之道、人生之道，进而由形而下上升到形而上。彰显了一种彻底的“由技进道”的文化修行，一种既强调外在之身，又强调内在之心的身体两面的修行艺术。不同于中国哲学的身心一元观点，西方哲学早期认为身心是二元的。有关身体认知的觉醒在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等哲学社会学家的思想认识中得到了拓展，并在尼采、梅洛庞蒂等人的思想体系中发生了身体转向。然而西方文化中的“理性”惯习决定了西方的“身体思维”方式。通过海洋贸易开展工商业文明的西方强调征服自然，具有强烈的外向性。相较于中国“感性”的群体观，西方更注重“理性”的个体利益维护；不同于中国对修身养性的武术偏好，西方体育多集中于角力、拳击、赛跑等竞赛型运动，通过竞技体育促进规则、公平与勇敢进取意识的养成。中西方“情感”与“理性”分异，决定了中西方身体认知的思维差异。中国强调“心性思维”的身体认知决定了中国古代注重静坐观心、重视伦理道德、强调群体统一的竞技观。而在重视“身体思维”的西方身体认知影响下，西方文化则更关注个体身心成长、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利我”性，鼓励通过获胜实现个体品质培养和价值认同的竞技观。受地理、文化等因素影响而产生的中西方“情感”与“理性”分异，直接决定了中西方的思考差异。“情感思维”与“理性思维”的分异使民众产生了不同的身体观。中西文化对于身体认知的差异在民族的延续中深刻于民众行为习惯中，纵使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同文化得以交流沟通，但印刻于意识深处、存在于固定场域空间的“心性思维”与“身体思维”差异依旧存在，并将长期影响着不同文化下的民众身体认知。

 

1.2 传统文化基因的赓续以及对“实用”价值的诉求，是导致“以体育人”价值被遮蔽的根源所在

　　

“这有什么用？”早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口头禅，实用思维在中国的存在历史久远。“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工，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巫之行不饰矣”（《韩非子·六问》），可用与不可用、能否带来好处、能否解决民生问题等成为评价事物价值的标准，也成为人们选择或接受事物的关键所在。著名教育家夏丏尊认为，“中国民族的重实利由来已久，一切学问、宗教、文学、思想、艺术等，都以实用实利为根据”。在南征北伐、地方割据的年代，军事体育因其既能强身健体、又能保家卫国的实用性，被统治者与民众所推崇。随着秦统一天下，统治阶级开始思索如何维护国家统一、内部稳定。“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过秦论》）军事体育随着征战的减少而逐渐淡出普通百姓生活，满足民众娱乐、健身等需要的游乐体育逐渐兴起。崇文尚武的社会氛围随着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逐渐走向重文轻武的道路。具有伦理教化实用性的儒释道文化得到统治阶级认可，“学而优则仕”“儒雅为上”“重文轻武”等观念被宣扬并贯彻实施，体育逐渐沦为教化、游乐工具。随着科举制度的兴起，文人地位得到提升，“重文轻武”的风气日渐形成。在经年累月的言传身教下重文轻武的观念深深根植于中国民众的内心，甚至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着民众出于实用性等价值的考量。自古以来我国的教育模式以单项灌输为主，文化课成绩长久以来是人才选拔的重点。总体来看，教育更多时候被视为社会竞争的工具，而不是实现自我、追求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途径。在这样的实用性选择驱动下，民众对教育系统中学科知识的选择与重视程度随之发生倾斜。“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的观念仍存在于民众的意识中，出于对体育的认知偏见与学业实用性的考量，民众做出重智轻体的选择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其难以改变的文化意义。虽然古代有武举制、现代有体育特招生，也能为民众带来阶层流动的可能，但考虑到目前运动员退出机制仍不完善、运动员培养精力投入大等原因，在综合权衡时间成本、沉没成本后，民众更倾向于传统的应试教育学习。学以致用的文化氛围，决定了相对不实用、不能带来经济效用的体育不被社会和民众所广泛推崇。一直以来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的“实用”价值诉求并未随着历史赓续而淡化，“以体育人”的价值被选择性忽略与遮蔽既有文化观念的影响，又有其不能给民众带去直观实用性所得有关。改善民众的体育价值认知，从宣传体育“以体育人”的实用价值出发具有现实意义。

 

1.3 体育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身体竞技符号化是推动体教剥离的动因所在

　　

自 1582 年利玛窦来华至 18 世纪中叶，一百多年的中学西传促使西方实现对中华文化的融合而逐步超越东方，对中国文化更新再造。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以炮火强行打开中国大门，西方文化以崭新的形象呈现在中国面前，闭关锁国下的中国文化受到冲击。浓厚的乡土情怀使封建时期的中国文化缺乏向外开拓意识，被迫向世界打开国门的中国陷入顾此失彼的窘境，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救亡图存”等口号，各种文化、技术被引入中国，竞技体育便是其中之一。中国传统体育在儒释道等文化的影响下，以修身养性为主，主张天人合一、中庸内敛，而体育的竞技性受到压制；近代在西方文化强势入侵后，伦理教化下的“文弱书生”在此时显得讽刺。为提升国民身体素质，在部分有识之士的号召下西方竞技体育得到宣传与发展。彼时中国的状况并不乐观，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的科学技术、经济水平等均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在此期间受到打压，甚至在西方的传教之下一度出现文化自卑现象。“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深受群体文化影响具有强烈种族意识的国民民族责任感与使命感在近代被唤醒。相较于不能在短期内实现超越的西方科技、制度与文化，竞技体育作为通过身体训练及潜能激发可以习得的技能，在奥运会等国际赛事争得奖牌成为为国争光的有效途径之一，体育民族主义就此兴起。在1984年第23届奥运会上，中国实现了金牌的“零突破”，举国欢庆的场景中蕴含着民众民族自信心的提升。举国体制下的“金牌战略”被实践证明可行，政府主导下的竞技体育得到势如破竹的发展，然而此时的竞技体育带有浓厚的政治内涵和集体利益观，体育已与教育剥离，其文化、社会功能内涵被选择性淡化。体育更多地作为身体竞技符号而存在，其与教育的剥离在运动员身上可以得到最直观的体现。体育运动员的精力被集中于体育训练，文化知识学习的断裂使得运动员在退役后面临谋生困境。虽然在发现这一培养方式所带来的弊端后，国家提出了“体教结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实困境，但并没有真正从根本改变运动员实际训练中的体教剥离现象，体教结合更多的是形式结合而实际体育与教育各自发展。体育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选择需要原因，身体竞技符号化是特定物质条件下所作出的最优化权衡，在二者共同推动下产生的体教剥离既是价值选择又是现实考量下所作出的决断。

 

2 我国体育发展“举国体制”的制度惯性，固化了民众对体育的认知与行为选择

　

2.1 我国体育发展的“举国体制”以及由此衍生的观念认知加剧了体育与教育的分异

　　

举国体制的“金牌战略”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被提出。通过体育的手段来展示新兴国家力量，以体育为载体实现对外交往的政治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我国体育发展的真实写照。无论是文化中对群体尊严的重视，还是取得国际赛事冠军所带来的实用价值，都影响了“金牌战略”的制定，此时的举国体制带有明显的目的性——全力以赴夺得金牌。多年的举全国之力培养奥运冠军的努力最终得到回报，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赛事的竞争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所获得的金牌数在国际名列前茅，但也同时因过度重视奥运冠军的培养而导致了体育教育、群众体育、传统体育发展的相对失衡。我们在享受金牌所带来的喜悦和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因知识与竞技体育技术的脱节而导致的运动员退伍困境，体育在群众生活的娱乐化、边缘化倾向以及体教分异的社会现状。为改善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体教结合”被提出，虽然在一定程度缓解了运动员全力以赴训练技能而忽视教育的情况，然而体育与教育分异的状态并未得到改善。体育是综合性学科，竞技体育最终要体现在运动成绩上，但运动成绩的取得又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然而现有的训练模式仍主要将重点集中于技能训练，对运动员其他学科知识的培养明显不足。为进一步改善体育与教育分异状态、提升全民对体育教育的观念认知，“体教融合”被提出并得到广泛响应，覆盖大中小学的体教融合理论、政策、路径等在研究中摸索前进。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举国体制”下的体育发展战略所衍生出的体教分异观念认知会长期对体教融合的实现产生影响。首先，虽然理想的“体教融合”状态是实现运动员全面发展，然而由于运动员精力有限，让运动员既参与高强度的技能训练又学习全方面的学科知识本身便极具挑战，权衡体育与教育对运动员的重要性后，体教分异在运动员培养中仍旧会长期存在。其次，因国家在不同领域的资源投入有限，体教分异观念下对体育教育的不重视以及对竞技体育的偏重，使得“举国体制”下更多的体育资源被集中于体育场馆的搭建及运动员的培养而导致大众体育、校园体育资源被挤压，进而缩小了民众体育价值认知的渠道。因体育公共服务、资源供应不足而导致的“以体育人”工具缺失，成为阻碍体教融合的现实障碍。再次，“举国体制”下的体育发展虽然提升了国家在国际赛事中成绩排名，但并未改变体育在民众观念中的价值认知。例如“举国体制”下对运动员体教分异的培养方式被国家默许的同时也获得民众认可，人们虽然赞美、崇拜着运动员所带来的国家荣誉，但当面临职业选择时却鲜少从事体育事业。举国体制下的体育发展曾因缺乏与其他领域的沟通交流而逐渐远离社会发展主流。如今在融入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将体育教育重新归入包括运动员培养在内的教育系统、确保体育发展投注社会洪流不被淹没，则需要各体育主体的共同努力。

 

2.2 “育体”与“育人”二者割裂的惯性思维，催生了体教分异的现实性存在

　　

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教育制度不断被建立和完善，体育教育的地位也不断得到提升。自1903年清政府颁布实施《奏定学堂章程》正式确立将“体操课”引入我国学校教育体系，学校体育在我国已有近120年的发展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学生的身体健康和体育参与便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毛泽东同志指出“各校要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胡锦涛同志提出“增强青少年体质，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关系到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事”；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随着民众健康意识的增强，体育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逐步得到提高，然而需正视的是：目前民众关于体育的认知多数仍停留在修身养性、强身健体层面，更多地看到其“育体”的功能而非“育人”的功能，体育课程也因其分数占比不高而成为相对弱势的学科。在我国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制度影响下，“学而优则仕”被传承至今，各种升学考试在如今看来仍是实现阶层流动的途径，举学校和家庭之力提升学生文化课成绩成为教育常态。而在体育教育中，无论是教育者、受教者还是旁观者都选择性地忽略了体育的“育人”本质，将体育“育体”与“育人”割裂成为民众的惯性思维。在这种惯性思维的影响下，进一步催生了体教分异的现实性存在，具体体现为体育课程的不被重视。第一，繁重的学业导致青少年的体育参与时间被不断挤压，学校教育与影子教育（课外补习）占用了学生大量时间。调查显示：中小学生中，31.7%的人表示“因为学习紧张而没有时间参加体育锻炼”，31.9%的人表示“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才参加体育锻炼”。本就开设不足的体育课程，虽然被占用的情况随着国家的重视而有所改观，但不容否认的是占用现象有所减少却仍旧存在，而体育课被占用现象不仅成为常态甚至被认为理应为文化“主课”让路；第二，学校作为体教融合的具体单位，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体育课程未能受到重视，体育设施配备不健全、不充足是目前中小学，尤其是偏远地区中小学的现状。虽然中小学教育将体育成绩纳入升级考核内容，但统考内容选择不合理、免试与加分制度混乱、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比重不合理等原因，使得体育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更偏形式化。结合体育发展现状，我们可以发现教育制度的构建既有政治、经济、社会的需要，又有文化对民众认知产生的深远影响。民众心中“育体”与“育人”的割裂思维不会在短期的政策引导下改观，体教分异的现实性存在既有应试教育制度的无奈、又有教育部门的重视不足。从观念进行惯性思维的改观、将“育体”与“育人”建立关联，成为改观体教分异现实的探索思考。

 

2.3 长期存在的“体教分异”思维惯性将影响民众的体育价值认知和行为选择

　　

学校体育自纳入教育体系以来，相关的体育教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更新探索。1956年颁布的《小学体教学大纲（草案）》《中学体育教学大纲（草案）》《高等学校普通体育课教学大纲》等为我国的大中小学体育教学活动提供了参照标准。随着教育系统的逐步完善，我国的体育教育制度、政策等不断结合国情进行着修正改进。然而受传统文化影响，长期处于“体教分异”思维惯性的民众，并未因外部政策的制定而完全改变其对体育价值的认知与行为选择。“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观念在时代更迭中被传承下来，固化的思维深深存在于民众的普遍认知，对体育习练者“头脑简单”“义气用事”等的刻板印象早已成为社会常态。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民众对体育的认知有所改观，但这种改观多是停留于健身康体的表层。举国体制下的“金牌战略”和应试教育下的“唯分数论”，进一步深化了民众体教分异的思维惯性。同时，因对体育的片面认知而导致的对体育教学的歧视感普遍存在。歧视感的产生是多元因素互构的结果，因不同原因而产生的歧视具有复杂性。以体育的内外部歧视为切入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体育歧视感既有来自体育系统内部因性别、项目、身体等差异而产生的内部歧视，又有受社会观念影响而产生社会外部歧视。以体育教师所受的社会歧视为例：举国体制下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体育专业人才的培养。然而体育专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体育教师在培养中更多的是进行相关项目特长训练，其文化课受教情况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体育教师相较其他课业老师在知识储备上存在缺口，在“重智轻体”“体教分异”思维惯性影响下，体育教师的地位被认为低于平级其他专业教师，在局部歧视逐渐扩大到社会范围时，全社会对体育教师的职业歧视进一步影响了民众对体育价值的认知。民众对体育教学停留于放松身心、强身健体的认知，对体育职业停留于地位低等、操作简单的认知，对体育价值停留于满足表层、一元的认知等，直接影响了民众对体育的认可度与选择倾向。虽然随着全民健身的宣传，民众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度明显提高，对体育的参与率也相较过去得到提升，但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观念影响下，体育的“育人”功能仍会在较长时间内被选择性忽视，“体教分异”的思维惯性会使得民众对体育的参与停留于满足身体健康需求，对体育职业的选择则更多表现为被动甚至退避三舍。

 

3 路径与消解：思想启蒙与体育文化涵养是实现体教融合的关键路径

 

3.1 实现“育体”与“育人”的高度关联，使体育回归教育是实现“体教融合”的前提条件

　　

近代以来，虽然我国教育照搬西方模式同样设立体育相关课程，但不得不承认，即使过去了几十年，依然只得其形而不得其神。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道、法家思想依然具有统治地位，使得学校中重智轻体的观念十分浓重，忽视体育本身的教育功能，仅将其作为娱乐性、政治性、表演性工具对待。虽然在我国教育法中早有关于“培养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规定，然而在教育实践中除却智育，德、体、美等方面的培养常被选择性忽略。长期以来的文化传承与观念固化使得教育带有明显社会本位倾向，为了适应社会需要而开展的教育更显功利性与狭隘性。应试教育体制下的“唯分论”，促进了标准化教育培养模式的形成，也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发展，由此而产生的“高分低能”“缺乏创新”“自我迷失”“青少年高肥胖率与近视率”等应试教育弊端屡见不鲜。体育本身所具有的“育体”与“育人”功能在升学率的压力下被强力拆解，体教分异已成社会常态甚至被普遍接受、推崇。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将教育回归于“培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成为时代所需，将体育的“育体”与“育人”功能实现高度关联具有其现实意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阶段性学习，体育课贯穿于学生的学习生涯始终，其寓教于乐的特点使其在潜移默化中便能对学生进行人格的培养与塑造。体育不仅是锻炼强壮体魄、增强个人体质的途径，更能够实现对个体规则公平意识、自我认同、团体合作意识、稳定情绪、吃苦耐劳品质等的培养。青少年作为国家的未来，其在学生时期观念的养成将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将体育回归于教育，改变体育边缘化的地位，建立正确的体育价值认知，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首先，完善顶层设计，从“育人”角度涵盖“育体”。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从顶层设计高度肯定体育所具有的涵养个体理性平和心态、培养个体爱国情怀、树立个体规则意识等的“育人”本质，鼓励在体育教学实践中实现“育体”与“育人”的双向融合，将体育真正回归于教育，克服体教融合的形式化。其次，转变教学理念，拓展“育体”与“育人”价值认知。长期以来，我国的体育教学以教师的单向灌输为主，学生通过模仿动作进行学习，体育教学目的仅停留于健身益体。体育教学的趣味性、灵活性与创造性被应试、形式化的课程安排所掩盖。鼓励学校与体育教师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采取结构化、灵活性的方式开展体育教学，激发学生透过体育参与趣味表象体悟人格塑造、提升实践能力，对拓展体育“育体”与“育人”的价值认知具有实践意义。体教融合的实现需要体育本身焕发出吸引人参与其中的活力与魅力，将体育回归于教育、将体育的“育人”与“育体”建立高度连接是恢复体育活力的基础，同时也是实现体教融合的前提条件。

 

3.2 把握国家体育治理的政策机遇，革新观念、激发体育思想启蒙意识，促进体育与教育、健康的全面融合，是跨越体教融合鸿沟的根本机制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我国的体育治理也不断得到完善。为进一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提升中小学生的体能素质，《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系列计划、意见被颁布并实施，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多元参与主体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体育教育、体育产业也相应丰富活跃起来，民众对体育的价值认知在政策宣传引导下得到了提升。体育作为教育系统的一部分，虽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被割离于教育，但随着人才全面培养理念的回归，体育教育的重要性被提上日程并逐渐被接纳。同时随着体育与身体健康关联性的宣传，民众的体育参与由被动引导转向主动参与，体育思想在不同程度得到了启蒙。民众对体育价值认知的转变既与我国政策实施宣传有关，也与“以体育人”的观念获得部分认可有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提升民众的体育文化价值认知？如何将剥离于教育之外的体育进行重新融合？如何将“以体育人”的效用落到实处？这些是体育治理现代化转型期需要思考的问题。把握国家体育治理现代化契机，提升体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使体教融合获得主流价值认同，对跨越体教融合鸿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均衡体育发展，将体育普惠于民。受举国体制的金牌战略影响，我国长期将体育发展聚焦于竞技体育从而导致大众体育、学校体育等的发展失衡。随着民众体育参与热情的提升，均衡体育资源配置成为促进体育发展的重点问题。按照一定比例进行体育场馆设施配置、提供必要的体育发展政策资金支持、将体育配套内容普惠于大中小学、提升体育参与的便捷性等成为将体教普惠于民的具体举措。其次，借助治理现代化转型，促进多方协同发展。伴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加强跨部门间的交流融合成为新的时代主张。体教融合的实现离不开体育部门与教育部门的共同努力，要转变管理部门体育认知，使其真正意识到体育的重要性，形成体育的“育体”“育人”功能多方共识，确保跨部门合作中权责清晰的同时鼓励部门合作创新，为推动体教融合提供部门支持。再次，促进体育与健康的融合，促进社会适应。随着经济生活的向好发展，健康的重要性被民众所深切意识到，加强体育锻炼成为促进健康的重要手段。通过“以体育人”的方式促进体育与健康的融合，将体育上升至“生命教育”的层次将是时代发展的呼唤，通过身体教育培养人们“生命、生存和生活”意识，提升民众对身体的知识、身体活动的知识以及身体活动的价值判断，对促进学生更好地理解身体观、更好地提升适应社会能力具有重要意义。体教融合鸿沟的产生既有文化观念的影响，又有顶层设计的偏移。把握国家加强治理体系现代化契机，促进体教相关部门的默契融合、拓展体育教育的内涵、转变民众体育思想认识等为体教融合的实现提供了制度支撑。

 

3.3 体育文化传播者的观念重塑与理性认知是实现体教融合的重要保障

 

在延续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尚文轻武在权力场域空间内被形塑为集体共识。虽然随着西方竞技体育的引入，在国际赛事赢取胜利的民族自尊心在一定程度增加了我国对竞技体育发展的重视程度，然而计划经济时期的竞技体育发展主要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后，体育发展因长期脱离市场与社会环境而无法融入社会发展主流，体育的地位在民众的认知中仍处边缘。民众对体育价值的认知不足，既有出于文化历史和实用性心理的考量，又有体育文化传播者的默许因素。直接参与体育文化的各类主体形成共同的“类本质”,体现出各种参与主体共同表达和指向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它是体育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内核、生命力。文化在历史沉淀中实现积累，在传播者的口中实现传递。体育文化传播者作为体育文化传播和演进的重要环节，其对体育文化价值的认知直接影响了体育在民众心中的地位。以体育教师为例，不同于传统时期模拟血缘关系的师徒传承，现代的体育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多数以简单的教与学形态维系。随着学生的毕业或课程结束，师生关系就此告一段落。体育教师对学生成绩的评价，不是对学生习得体育的评价，更多的是为满足学生学分需求的无差别评定。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全都指向了外部的终结性考核。在“应试体育”与“达标体育”的环境中体育课堂“考什么就练什么”，家长与学生“唯分数是图”，学校与体育教师追求满分率。体育教师本身对所授课程的不重视，在一定程度深化了体育在民众观念中的边缘地位。重塑体育教师等体育文化传播者对体育的观念、建立其客观理性的体育价值认知，是实现体教融合的重要保障。首先，做好主流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偏科”现象不仅存在于应试教育中常见的重智轻体，在体育人的培养中也存在重技轻文的“偏科”现象。片面强调竞技水平的提升不可避免地争夺了体育人文化课的学习时间，社会对体育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粗暴印象由此而来，而体育人也因自身文化知识储备不足面临步入社会后被歧视的境地。做好主流人才培养的顶层设计，健全体育人才的培养机制，突出体育人职业化优势的同时均衡对其的全面培养，不仅有助于体育人的个体发展也有助于体育教育的整体提升。其次，激发体育人观念认知的内生动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体育在我国的发展方向逐渐多样化，相应的体育参与主体也愈加多元与丰富。体育文化传播者不仅是体育教师，还有体育产业的生产经营者、体育组织的管理者等，激发体育人对体育自我创新与升华的内生动力，提升体育人自身对体育教育的重视程度，从内部建立起体育“育体”与“育人”的群体共识，客观理性评价不同体育项目的价值特征，变群体被动为主动适应，掌握体育教育的主动权成为树立行业自信的关键。体育所需获得的认可，不仅有民众对体育价值认知的正确转向与接受，更有体育文化传播者本身对体育文化的尊重与客观理性对待。在现实的场域空间下克服体育歧视的大前提便是从业者和文化传播者本身的认知深度与广度，重塑文化传播者的自信、提升行业内部对体育的理解认知成为促进体教融合的重要保障。

 

4 结 语

 

体教分异现象的形成并不是短期政策设计的结果，而是中西方文化分异下的必然选择。同样实现体教融合也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长期文化涵养和思想启蒙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文化原点差异促使对身体活动的主体认知产生人文思维与科学思维的分异，进而成为体育认知的文化根源所在。具体表现为中西文化对于身体认知的“心性思维”与“身体思维”背后是“情感”与“理性”的分异；传统文化基因的赓续以及对“实用”价值的诉求，是导致“以体育人”价值被遮蔽的根源所在；体育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身体竞技符号化是推动体教剥离的动因所在。我国体育发展“举国体制”的制度惯性，固化了民众对体育的认知与行为选择。表现为：我国体育发展的“举国体制”以及由此衍生的观念认知加剧了体育与教育的分异；“育体”与“育人”二者割裂的惯性思维，催生了体教分异的现实性存在；长期存在的“体教分异”思维惯性将影响民众的体育价值认知和行为选择。思想启蒙与体育文化涵养是实现体教融合的关键路径。实现“育体”与“育人”的高度关联，使体育回归教育是实现“体教融合”的前提条件；把握国家体育治理的政策机遇，革新观念、激发体育思想启蒙意识，促进体育与教育、健康的全面融合，是跨越体教融合鸿沟的根本机制；体育文化传播者的观念重塑与理性认知是实现体教融合的重要保障。

 

来源：体育B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