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明晓丨“新冠疫情”引发的国际政治变动对全球体育的影响与中国体育的应对之策

编者按

 

2019年底以来COVID-19全球大流行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人们在与“疫情”进行斗争的同时，亦从不同视角反思这场“大灾难”给人类社会长远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国内体育学界的同仁表现出一如既往的“经世”情怀，已有颇多相关成果面世，本刊于4月初曾发出相关主题的征稿启事，得到了学界同仁的响应与支持，其中既有青年学者，也有鲍明晓、黄亚玲等知名学者，我们将陆续刊出。2020年第3期刊载有北京体育大学鲍明晓教授《“新冠疫情”引发的国际政治变动对全球体育的影响与中国体育的应对之策》一文。论文主要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和可能引发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走势给全球体育带来的短期和长远影响及中国体育的应对之策。现全文推出，以飨读者！

 

作者简介

 

鲍明晓，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北京体育大学中国体育政策研究院院长、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体育产业、体育政策、职业联赛改革。

 

摘要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国际政治格局和走势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由此给全球体育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如国际体育组织对全球体育掌控力下滑，奥运会或将遭遇全球危机，诸多大型国际体育赛事风光不再，体育意识形态化回潮，全球体育产业增长乏力等；针对这些“危机”，中国体育应积极应对为疫后全球体育“重建”贡献力量：一是全力完成东京奥运会参赛目标，为疫后重生的中国社会再添标志性的精神动力；二应履行大国责任，办好2022年冬奥会；三应发挥体育在大国战略竞争中的平衡和缓冲作用；四应研发和推广中国传统体育中的养身功法，为“新冠”病人愈后康复提供中国经验；并要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工作体系，为疫后全球体育发展提供中国模式。

 

 

体育运动扎根于现实世界的，是当代经济社会的一个伴生系统、随动系统。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给体育发展带来变动不居的多重影响，规约和牵引着体育的走向。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世界体育瞬间按下“暂停键”。东京奥运会、欧洲杯延期，各国职业联赛“停摆”，各类“大满贯”级别的品牌赛事取消，甚至人们日常的跑步健身活动也因“居家令”“禁足令”无法进行。这一切再次提醒我们，体育无法游离于社会经济大系统之外。梳理与剖析“疫情”体育带来的影响与冲击，思考对应之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充分认识“新冠疫情”正在和可能引发的国际政治格局变动

 

 

国际政治走势从来都是大国间相互博弈的现实呈现。目前全球政治依然是“一超多强”的格局，但突如其来的全球新冠病毒疫情正在动摇这一格局，“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使大国间的战略竞争呈不断加剧之势，一些固有的深层矛盾也在持续发酵，大国竞争重回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央。

美国作为当下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是这一轮大国竞争的“源头”，现任总统特朗普就任以来，以“美国优先”策略重塑国际秩序和大国格局，寻求低成本掌控全球领导力，并将大国竞争作为国家战略的首要关切。对内高呼制造业回归，不惜以大幅度减税和破坏全球产业链的举措来重建经济实力的长期基础，修补空心化的制造业，不断加大对国防工业的投资，以夯实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加的基石。对外则加紧“退群”，谋求自益的单边优势。如在经贸、气候变化、伊核协议、军费分担问题上与欧日韩等传统盟友争吵不断，寻求高额保护费和谈判筹码；与俄罗斯在石油出口、核军控、乌克兰、叙利亚、北约东扩等问题上针锋相对，导致大国矛盾和战略竞争全面升级。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特朗普政府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全力“遏制”中国。美国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2019国防授权法”“2019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及加强倡议法案”(台北法案)等都将中国视为美国全球战略竞争的主要对手，妄自提出“中国战略目标是取代美国的全球优势地位”，中国是国际秩序的“修正者和挑战者”，大肆渲染“中国威胁”无处不在，由此，其高举关税大棒，进行“极限施压”，实施高科技封锁，在政治、外交、经贸、军事、科技等领域对中国实施全方位围堵。

影响国际政治走势的力量除主权国家外，还有以国际组织、政党、跨国公司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主体。目前全球较大的国际组织有4000多个，政府间重要组织超过500个，特别是全球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国际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等，这些在调解国际事务，促进国际合作，改善全球公共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近年来由于美国不断“退群”，全球普遍性的国际组织都在不同程度上遭遇到了“生存危机”，削弱了世卫组织的能力。

目前(2020年4月)新冠肺炎疫情已席卷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很多国家因“疫情”严重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由此可能会导致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而进一步加速当前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重塑。但同时笔者认为，现有国际政治总体格局短期内仍不会改变，美国依旧会是全球政治舞台的主角，但这个主角正因日渐丢失的对全球的领导力、掌控力而变得愈发焦虑和不安。美国与英国、欧盟、日本、韩国等盟友围绕利益纠葛的争吵还会持续，与俄罗斯在军事、能源、地缘政治领域的争夺也会愈演愈烈。更为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可能会进入一个全方位战略博弈的新阶段，双方围绕经贸争端、“一带一路”、全球产业链重构、科技创新、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网络安全等热点博弈会进一步加剧。同时，大国竞争带来的全球公共治理供给不足，也会给新旧国际组织生存发展带来空间和机会，并对国际政治格局和走势产生影响。随着新冠病毒疫情全球爆发和后续次生灾害不断发酵，全球公共安全、协同治理和多边合作的需求也在快速提升，变革、重构和新生的各类国际组织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也会不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2 “疫情”引发国际政治变动对全球体育的影响

 

 

可以说，此次新冠病毒给全球体育亮了“红牌”。“疫情”暴发以来，全球体育瞬间冰封与全面萧条可以说是前所未见，世界各业体育组织、体育从业者和爱好者遭受的巨大损失前所未有。笔者认为，与这些看得见的短期“伤害”相比，“病毒”给全球体坛带来的趋势性负面影响更值得关注和重视。

2.1 国际体育组织对全球体育“掌控力”开始下滑

在全球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全球体育事务主要是由各大国际体育组织掌控的，主权国家包括主要体育大国对全球体育事务基本都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鲜有干预和阻遏。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和各国抗“疫”的需要，这一态势可能会发展逆转。纽约时报专栏作者、《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说：“这将是两个世界———新冠之前(Before corona)的世界与新冠之后(After corona)的世界”。世界由新冠之前的“平的大的”，正变为新冠之后“陡的小的”。“疫情”在相当大程度上使国家权力强化，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逆全球化思潮恐将进一步高涨，开始出现一个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眼中“开放、繁荣与自由皆倒退的世界。”为应对“疫情”带来的直接和次生的多重危机，世界各国不得不实施内倾自益的保守主义政策，包括实施更加封闭保守的体育政策。由此会使诸多国家把重心放在国内体育事务上，并减少国际体育参与，压缩基于道义和全球责任的国际体育合作空间，进而打破国际体育组织掌控全球体育事务的格局，这使得全球体育事务重回主权国家管控的新阶段。全球体育事务、体育议题大概率会纳入大国战略竞争范畴，甚至不排除国际体育事务围绕中美两国全球领导力竞争而分立站队的极化情况。无论哪种情况，当下国际体育组织轻易掌控全球体育事务的局面都将难以持续。

2.2 奥运会或将遭遇全球危机

发展至今奥运会已成为当今世界最成功、最盛大的文化盛事，几乎没有人会想象奥运会会离开我们走向历史终结。但此次全球“疫情”暴发，一个分子级的病毒却让看上去无比强大的奥运会见证了自己的无奈和脆弱。东京奥运会延期正是一个征兆，其或许拉开的正是奥运会遭遇全球危机的序幕。事实上，现代奥运会的百年历程也绝非一路坦途，仅在20世纪就经历了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穿越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争斗，也遭遇了因自身规模扩大而跌入的财政陷阱等等，一路走来，可谓磕磕绊绊，只是到了1984年萨马兰奇与尤伯罗斯在洛杉矶合演了一出奥运会商业化营销的大戏，奥运会有了财富效应，才点燃了世界各国争办奥运会的热情。需注意的是，1984年至今，奥运会之所以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背后的逻辑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经济景气和众多富可敌国的跨国企业快速成长，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以国际奥委会为代表的全球体育组织“收割”经济全球化红利的结果。目前世界各国的主流学者都近乎一致地认为，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将重创经济全球化进程，一些国家以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名义大搞贸易保护主义，切割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做法将难以遏制。如果“疫情”进一步恶化，世界经济大幅下滑、经济全球化大幅后退会成为事实，由此支撑奥运会持续繁荣的基础动力将会逐渐丧失，奥运景气也会发展根本逆转。同时，“疫情”会放大国际奥委会与其他国际单项组织既有的矛盾，而在这场国际体育组织间自利自救的争斗中，国际奥委会因不掌握运动员、裁判员等核心资源而处在相对被动的地位，这也会加剧逆境下的奥运会衰退。

2.3 诸多大型国际体育赛事风光不再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奥运会这样的全球顶级品牌赛事尚可凭借自身长期积累的雄厚实力，通过自限式的改革瘦身来维持和对冲一定的风险。其他国际体育赛事如青奥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各大洲综合性运动会以及非热门项目的世界单项锦标赛等，相对更难以抗击“疫情”及其次生灾害带来的生存危机，这些赛事本身缺乏市场号召力，在全球经济景气的环境下，一部分国家还有申办和承办的积极性，但“疫情”重挫全球经济，各国都面临经济社会发展等多重困境，极有可能在未来导致这些赛事因无国无城举办而频频延期或取消的现象。同时，那些即使是全球有品牌影响力的职业体育赛事以及世界各国的本土联赛，也会因“疫情”带来的经济不景气造成赛事版权销售困难，球员交易受阻，俱乐部降薪，赞助商和供应商续约成本提升，比赛门票销售收入下滑等困难，进而影响赛事营销和比赛质量提升。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真的出现新冠病毒与人类社会长期伴生，防疫措施迟迟不能退出人们日常生活的极端情况，全球体育赛事就会长期“停摆”，体育在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和存在价值都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尽管出现如此极端情况的几率并不大，但“疫情”过后，全球体育赛事“风光不再”的概率较大。

2.4 体育意识形态化回潮

冷战时期，世界体坛以意识形态“划线”极其常见，典型案例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联合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1984年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联合抵制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随着苏联解体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国际体坛政治纷争弱化，但经济纠葛又在增多，近年来，美国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全球利益，主动挑起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战略竞争，体育领域内的纷争以意识形态“划线”和裁决的事件又有些抬头，但整体上尚不明显、尚未成势。但“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特别是欧美传统“强国”普遍遭遇沉重打击，加上一时间全球体育出现“停摆”现象，给欧美体育大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进一步使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欧美国家的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右翼保守主义等现象加剧，由此导致国际体育事务卷入大国竞争旋涡的可能性会增大，中俄与欧美之间的体育纠纷也极有可能被再度意识形态化，从而危及全球体育的疫后重建和可持续发展。

2.5 全球体育产业增长乏力

体育产业是以线下体验和集聚观赏为主要服务形式，产业集中度不高，中小微企业居多的健康娱乐业。此次“新冠疫情”对全球体育产业是全产业链打击：其中龙头产业———竞赛表演业和健身休闲业因消费者线下难以集聚只能延期或取消；体育旅游和户外运动因“禁足”只能息业；冰雪产业因整个雪季结束而无“回血”的机会；诸多体育场馆转为“方舱医院”或集中隔离点无法运营。更为不利的是，即使是在疫后复工复产的时序安排上，体育产业也会因需大量人群集聚的特点而排在末端。目前，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取消，东京奥运会、足球欧洲杯延期已造成巨大损失，欧洲五大足球联赛、美国四大职业体育联赛、高尔夫美巡赛、F1等品牌赛事，包括我国的“中超”和CBA联赛复赛无期，直接和间接损失难以估计，同时，一大批抗风险能力低的中小型体育健身俱乐部、体育赛事公司已经开始出现倒闭、裁员、减薪或停薪的情况。随着“疫情”的全球蔓延和“疫情”何时结束的不确定，本年度全球体育产业出现整体性衰退已成定局。

 

3 中国体育的应对之策

 

 

“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是全人类的重大灾难，对于“疫情”引发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未来全球体育可能发生的趋势性变化，我们必须警醒。同时要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定力，积极应对挑战，创造性地利用体育特点，努力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为疫后全球体育“重建”贡献力量。

3.1 全力完成东京奥运会参赛目标，为疫后重生的中国社会再添标志性的精神动力

延期至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很有可能成为世界各国展示疫后国家复兴能力的舞台。中国奥运军团要利用强大的体制力量和综合协同保障能力，保持备战队伍稳定有序运行，补短板、强弱项、稳优势。同时要充分利用中国全球抗疫中涌现的优秀事迹和优秀人物，用“向死而生、绝不放弃”的“抗疫精神”激发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超强斗志，引导和激励奥运队伍为国争光、为国奉献，凝聚强大的精神动力。鉴于欧美国家奥运备战的组织协调相对松散，又叠加新冠疫情的长时扰动，相比较而言，我们具有完成东京奥运会的参赛目标的体制机制优势。但要防范的风险是，东京奥运会期间有可能出现部分观众和国外教练员、运动员对我国运动员做出不理智言行，产生临场干扰的问题，故此，需要制定好预案，强化有针对性的抗干扰训练，做好大赛前的心理调适，确保完成参赛目标，为疫后重生的中国社会再添标志性的精神动力。

3.2 履行大国责任，办一届凝心聚气、精彩绝伦的冬奥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疫情”会使世界经济整体步入衰退，本年度全球会有170个国家或地区进入经济负增长；国际劳工组织指出，在全球33亿劳动人口中，已有81%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全球失业率将大幅上升。从现况来看，新冠病毒给全球带来的是全局性、系统性的风险和衰退，这会使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是在一个更加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下举办。然而愈是在这种环境下也愈能体现北京冬奥会在履行举办国的国际责任与担当方面的“勇气”。因此2022年北京冬奥会作为疫后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必须迎难而上、坚定信念、凝聚共识，举全国之力办好这届盛会，给世界希望、给中国信心。当前特别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主动加强与国际奥委会和各单项国际体育组织的沟通与合作，支持他们应对危机、克服困难，协调好东京奥运会与北京冬奥会在营销周期、赞助商权益、门票销售、媒体服务等方面的利益关系，确保这届盛会如期圆满举办。二是要有底线思维，做最坏的打算，制定“新冠疫情”常态化下，北京冬奥会压缩规模和时长有限举办、延期举办、取消举办三种可能情景下的预案，防患于未然。三是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奥委会合作，汲取全球抗疫经验尤其是中国经验，制定最为科学的冬奥会应对流行性传染病的工作流程，并与世界著名保险公司合作，开发专项险种，增强参赛国信心，谨防部分国家、部分运动员以生命安全得不到保证为由拒赛退赛。

3.3 充分发挥体育在大国战略竞争中的平衡和缓冲作用

由“新冠疫情”引发的大国竞争加剧，导致当前国际形势风云诡谲，地缘冲突热化，保护主义抬头，经贸纷争不断，国际社会裂度加大，国际政治零和博弈，特别是中美之间从经贸冲突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也在急速加大。面对如此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国体育一方面要坚决维护国家的重大利益、核心利益、根本利益，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善用意识形态色彩较弱的体育运动，来平衡和缓解政治经济主战场上的竞争张力，做到斗而不破、谈而不散。在“疫后”我国的政治外交实践中，要更加主动地将体育纳入大国外交范畴，加强与主要竞争大国的体育人文交流；要更加智慧地利用中国举办国际大赛能力强、地方政府承办意愿强的优势，将所有在中国境内举办的国际大赛纳入主场外交实践，加强对地方政府申办国际大赛的统一领导，对少部分长期敌视中国的国际体育组织希望在中国承办的赛事，要适时亮“黄牌”和“红牌”。同时，要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亚非拉国家的体育交往，力所能及地增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体育援助，以体育的方式传播和弘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理念。

3.4大力研发和推广中国传统体育中的养身功法，为“新冠”病人愈后康复提供中国经验

中国传统体育中的八段锦、五禽戏、导引养身功、太极拳、站桩、气功等健身功法，是人类调动自身机能提升免疫力，对抗疾病，延年益寿的有效方法，是中华文明千年传承积淀而成的瑰宝，中国抗“疫”经验之一即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这些传统健身功法的功能。“新冠疫情”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极大风险，威胁整个人类社会的存续，当前十分有必要开展传统体育健身功法对抗新冠病毒的专项研究，为未感人群提供强身健身，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自助方法，为愈后人群加速机体康复提供低成本、非医疗手段。同时，配合中医中药的推广和使用，为人类社会特别是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中国抗击新冠病毒的经验和做法，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传播中华文明。

3.5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工作体系，为疫后全球体育发展提供中国模式

“新冠疫情”暴发，让我们看到了“现代体育”的脆弱性。过去30年，在全球化高速成长时期，全球体育都在沿着娱乐化、商业化的路径一路狂奔，体育作为中上阶层的娱乐消遣方式，与底层民众越来越远，体育作为公民权利、公共产品以及体育应有的人文关怀越来越不受重视。新冠病毒，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警示：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高风险的时代，亟需呼唤人文体育和普惠体育的回归。疫后的中国体育要全面检视现行的体育政策，全力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工作体系。要全力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倡导“运动是良药”“运动是疫苗”的主动健康观，推动社区体育中心与社区医院信息共享、责任互担、防治结合。应将全国区县级体育中心、社区体育中心和公共户外运动设施建设等纳入新基建、新城建，大幅改善群众身边的运动设施条件，解决群众健身难的实际问题。同时，要充分利用5G、大数据、物联网、AR和VR技术，推动体育设施智慧化、运动行为数据化，带动运动健身和运动消费线下与线上融合。此外，要大力发展本国职业联赛和大众参与度高的品牌赛事，满足群众体育项目化、竞赛化、消费化的新需求。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体育，是中国体育质的规定性，也是中国特色体育发展方式的魅力所在。相信疫后的全球体育需要返朴归真，带着清风的人民体育一定会具有榜样的力量。

 

来源：中国体育经济研究中心